一、基本思路

　　由于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以区别于韩国或南朝鲜)，并支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的国际意义历来为国内外所公认。然而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几十年来却争议不绝。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国内以高岗、林彪等中央领导人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就坚决反对出兵援朝，在他们看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的破坏，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联合国军”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水平占绝对优势，我军参战必须有起码三、四倍于对方(即绝对的数量优势---作者注)的装甲兵和炮兵以及空中掩护，而这些条件我国根本不具备;朝鲜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让它亡几年无关大局。所以出兵援朝是惹祸上门，引火烧身。林彪为此而称病去苏联疗养，推托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任命。他们认为此战中国可打可不打，主要顾虑打不嬴而不一定不该打，因而在志愿军旗开得胜后便无声无息了。

　　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话题再度活跃起来。在七、八年前，本人曾亲自听到访华的美国学者发表一种“抗美援朝得不偿失论”，其中有一条近似三段论的基本思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准备作出外交承认，可惜没有得到中方的及时回应;美国干涉朝鲜战争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对中国仍然没有敌意;假如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观众的话，完全可以与美国发展关系，抓住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所以，为挽救朝鲜而进行抗美援朝得不偿失，给中国带来一场长期的灾难。一言以毕之，“为中国着想”，抗美援朝无论胜负都不值得一打。主客双方就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记得客方质问：“美国一统朝鲜有什么不好?”主方一位青年教师用英语反问：“你们干脆打过鸭绿江，连中国一齐统一，岂不更好?!”客方无言以对。当时，在场的东道主们觉得双方的立场、观点不同不足为奇，因而不大介意，只不过反感对方有些混不讲理的作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在国际上颇有市场，而且逐渐开始进入国内。在近两年的私下接触中，我多次遇到不同职业的人士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怀疑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要知道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朝鲜战争的经验都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反应模式，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牵动着现实的安全利益。而半个世纪以来不只一次出现争议，表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科索沃危机、尤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受轰炸以来，国内群情激忿，上述疑问也突然消失。应该说，群众的热忱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气氛，然而真正服人还离不开理性思考。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一度隐没的问题可能再次浮出水面，给国家的安全决策造成障碍。

　　所以本文刻意尝试探讨“保家卫国”的内涵，回应有关的争议，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评价抗美援朝。侧重点置于以前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问题：让美国在朝鲜为所欲为，对于我国的安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抗美援朝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的结构同样以三段论式为基础，我认为无论观点如何，这样的布局都基本对应特定历史事件自身的三个主要演化阶段，即朝鲜战争及其前因后果。因此本文围绕我国的安全利益，将内容主要分为“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三大部分，分别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根源、美国参战行动的意图和性质、我国安全所面临的危险，最后就抗美援朝的评价问题，以适当的方法作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和美国是朝鲜战场上的两个主角，两国的利益及政策互动自然成为战争及本文的主线。

　　二、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正确解读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的主要背景，对于判断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从我们建国到朝鲜内战爆发的9个月期间，美国始终没有给予外交承认。然而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美国政府在当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诸如：在解放战争末期，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使馆仍留在南京，等待与新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美国政府向我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曾考虑过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1月5日同一天先后声明，继《波茨坦公告》之后再次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布不准备武力干预中国局势……等等。如何解释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呢?国内外众说纷纭。我认为美国政府的某些积极动向作为史实得到多方的援用，可以姑且相信其可靠性，然而它们全属于政府的表面姿态，远不足以说明政策的实际含义。须知欧美的教科书至今仍常用一句名言作为外交的非正式定义──“到海外为祖国的利益而撒谎”，因而把保密当作外交的第一要诀。平心而论，我认为那句名言未免夸张，但它也多少符合外交领域的一个普遍特征──虚虚实实。因此本文遵循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利益基础和目标由里及表地逐一推敲，力求揭示钱币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