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佑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向孝宗进谏，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可谓完全徒劳无益。而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却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

　　孝宗对此很是不解，他反问良佑：“备战如何无益?”

　　良佑振振有词：“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在良佑们看来，与其备战让敌人抓住把柄，找到借口，还不如不备战，与其修筑防御工事将来万一被敌人夺取，无异于为敌人所筑，则还不如不修筑，这种冬烘先生炮制的近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观点真的是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也由此窥斑全豹，足以看出我们的帝国那些治国理政的上层精英们都是怎样的榆木脑袋?国家大事到他们手里又岂能不被搞得一团糟?

　　而且，这还是在孝宗一朝政治相对清明时期，若是在其他朝，情况无疑就更糟。如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最后竟乌七八糟，弄成那样一种可悲结局，就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有关开禧北伐众所周知，一心想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的权臣韩侂胄煞费苦心选择了北伐，可是，韩侂胄的缺点是他虽然精于政治博弈或曰官场恶斗但却不了解北宋的“国情”，对北宋军队的“先天性缺陷”以及长期以来的军队“乱象”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在既不“知己”也很少“知彼”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的北伐注定了要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而结果也自然是以又一次失败而告终。

　　韩侂胄当时权倾朝野，可谓一手遮天，而且，因为有拥立之功，宁宗赵扩对他也非常不错，极为倚重。再说，受赵氏皇族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他的老爸宋光宗赵惇一样，宋宁宗赵扩也有精神病，所以史书上说他“帝不慧”，因而平时他也很少管事，宫中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韩侂胄说了算，按说，在这种情形下，“开禧北伐”即使是失败了，要追究责任，谁也不敢追究到韩侂胄头上。

　　但是，由于韩侂胄武将出身，头脑简单，在位时犯了三大错误，即与文官势力对立、反对并阻止杨妃立后以及错误地发动了“开禧北伐”，因而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官势力与杨后集团的联手，这就使他的宦海生涯波诡云谲，暗流涌动，充满了很大的威胁。果然，在他“北伐”失败后，当金朝虚张声势，故意漫天要价，提出“和议”的一项内容是索要韩侂胄的脑袋，而反对派们也早就想要韩侂胄颈上人头，于是，双方不谋而合，都想拿韩侂胄的人头说事，如此一来，韩侂胄的头当然很难保住。果不其然，到最后，韩侂胄“北伐”几乎什么也没“伐”到，没承想反倒把自己的脑袋给“伐”了!

　　说来，政敌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通过暗杀行动，将韩侂胄颈上人头砍了也就砍了，封建官场，权力恶斗本就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但让人想不通的是，以史弥远为首的帝国新权贵在暗杀韩侂胄后竟将老韩的人头割下派特使专程送到燕京，向金国交差。

　　这，真是荒谬之极!卖国至极!

　　要知道，甭说人家老韩曾是南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政要，即便是一个小人物，一旦涉及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也断然没有在敌人的要挟下将其送往敌国惩处或枭首授敌之理!

　　但两宋的事有时就是这么荒唐。想当年，“太有才了”的岳飞在战场上经常不给金人面子，打得人家落花流水，最后人家金人不高兴了，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派使者捎信给高宗与秦桧，说是岳飞不死，和议免谈。对外敌只知屈膝称臣屁用没有的高宗与秦桧对内却颐指气使很有手腕，最后，硬是让岳飞屈死于风波亭，了却了金人的一桩心愿。

　　而时隔60多年之后，在我们的南宋帝国，历史又出现了几乎相同的一幕，悲剧竟然又一次重演!当韩侂胄因为“开禧北伐”得罪了金人，金人又传话要韩侂胄的人头时，我们的帝国首脑们又一次唯金人的命令是从，不折不扣地将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国，并在金国悬挂于通衢大道供百姓围观。

　　其实，在金国示众的不只是韩侂胄的首级，与其一起被示众的显然还有南宋的国格与尊严。一个国家或民族遇到大的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血性与尊严。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怎么也挺不起胸膛自立于世界之林的。